朋 友信息来源：Admin 发布时间：2015-12-10
（社区矫正项目组 李鸿波）阿江（化名）再过几日就要解矫了，最后一次面谈，社工和阿江共同回顾整个服务过程，并一起畅想解矫后的生活。为了对服务进行评估，社工问到：“你觉得这一年来，我提供的服务对你有帮助吗？”阿江不住地点头，笑答：“当然有啊，啷个可能没得呢？”
此时坐在对面的阿江，跟一年前的阿江，有了很大的不同。还记得一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蓬头垢面地来到了司法所，眼睛都睁不开，哈欠不断，时而还抽一根烟。社工跟他说话时，爱答不理，一直抱着手机玩游戏，会谈氛围极其尴尬。而现在坐在对面的阿江，新理了头发，衣着整洁，穿一双亮堂堂的皮鞋，背着一个皮包，精神饱满。社工跟他说话时，手机放在一边，仔细地倾听，积极地回应，时而还跟社工开个小玩笑，会谈气氛轻松而自然。这样的变化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也隔了一个漫长的故事。
阿江，男， 28岁，因为盗窃罪接受社区矫正，矫正期限为一年。跟其他矫正对象比起来，他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首先，他是二次犯罪，2012年他曾因盗窃罪被判处劳教；其二，他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导致肺积水，需要长期治疗，因而不能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姑未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其三，他一直寄住在朋友家，居无定所，且结交的朋友当中有的在监狱服刑，有的在贩卖毒品；其四，心理测评结果显示“其各项因子所反映的症状明显，建议去医院排除生理性因素，随时观察，重点跟进”。种种迹象表明，阿江是一个再犯罪风险极高的社区矫正对象。社工在与其探讨犯罪认知时，阿江明确表态：“是个人都会犯罪，随时都有可能犯罪，我也很难保证我不会再犯罪。”
在谈及阿江的个人经历时，阿江开始感叹自己命运多舛，认为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原来，阿江此前有一个在一起八年多的女友，他们在六年前生了一个女儿，但一直没有结婚。一年前，女友提出与阿江分手，并带走了阿江十几万的存款。阿江为此伤心欲绝，整日沉迷于网络不可自拔，誓不让前女友见女儿一面。后来，阿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结了婚，也生了一个儿子，还不足岁。但家中就妻子一人上班，孩子交给岳母照顾，而夫妻两人则寄住在一个朋友家中，经济状况入不敷出。社工告知阿江可以申请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特病等，以寻求一些政策支持，而阿江只是摇摇头：“那些都没有用，现在社会黑得很，办了也被吃了，没得用。”
在专业介入初期，社工坚持每个月都去司法所见阿江一面，时常打电话关心阿江的状况，阿江会跟社工分享一些基本的情况以及人生经历，但是当涉及到正向的成长与改变时，阿江一直采取的是回避和对抗的姿态，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度日。
2015年4月，情况开始发生了转变。阿江通过QQ主动找到了社工：“我病情加重了，现在XX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住院治疗。”社工随即给阿江打电话，关切地询问病情以及医院的具体位置，次日便前往医院去探望阿江。阿江一个人到医院门口来接社工，买了口罩，嘱咐社工带上，随即带着社工前往住院部。原来，阿江独自住在肺结核疾病隔离区病房外的走廊处，无人照料，妹妹来探望后给阿江留了生活费，妻子在阿江手术后便回单位上班，此后再没有人来探望过，也没有人打过一个电话。阿江说：“这里面都是传染病患者，有肺结核的，也有艾滋病的，我一个人在这边，吃饭也是吃医院食堂，没有人来看我，每天都觉得很无聊……”对于社工的探望，阿江没有过多的言语表达，只是一直笑着，心情格外好，并邀请社工第二日再来。
第二天，社工准时赴约。阿江早早地就在医院门口等着，这一次没有去病区，阿江带着社工到医院的后山散步。漫步山间，阿江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也将自己遇到的困境告诉了社工：“其实一个人住在医院我有些害怕，我一个人在走廊里每天都睡不着，我生病住院了，而我老婆却在外面有了别人，要跟我离婚……”面对这样的打击，阿江感到不堪重负，社工的倾听，让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此后，社工一直通过QQ或者电话，关心和问候阿江的状况，直到阿江出院。
出院后的阿江，一改以往的回避与对抗，向社工开打了心防，遇事会主动寻求社工的支持。针对与妻子的离婚纠纷，阿江找到社工寻求法律支持，而社工则为阿江链接了法律咨询的资源。针对阿江的不良犯罪认知，社工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其意识到了并非人人都会犯罪，犯罪的几率也不像他想象中那样高，使他从认为可能会犯罪，到认为再不会犯罪。针对阿江对前女友和女儿互动的干涉，社工采用自我披露的方法，使阿江开始意识到母爱的缺失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女儿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享受母爱的权利，最终使阿江的报复心理让位于父爱，同意前女友与女儿见面。针对阿江社会支持薄弱的问题，社工以孩子为支撑点，向阿江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孩子后续获取助学金等方面的作用，使得阿江从不愿寻求政策支持，到主动去申请办理最低生活保障……
还记得初见阿江时，他感觉了无生趣，没有前进的动力，对生活没有期待和希望。如今谈到未来的规划，满满的都是希望，阿江笑着告诉社工：“我肯定先要把低保办好，我现在想清楚了，办好了就跟老婆办理离婚手续；另外，我想暂时先在重庆租一个房子住下，女儿放假的时候也把她接下来玩；这一次回老家办低保，我寻思了一下，在老家挖一个鱼塘，搞养殖还不错……”
一年的时光，20多次的专业服务，社工总期待阿江能够说些什么。在会谈结束时，社工问阿江：“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讲的吗？”阿江只是微笑：“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朋友了，有什么好说的？我跟朋友都这样，不会说太多。”
此时坐在对面的阿江，跟一年前的阿江，有了很大的不同。还记得一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蓬头垢面地来到了司法所，眼睛都睁不开，哈欠不断，时而还抽一根烟。社工跟他说话时，爱答不理，一直抱着手机玩游戏，会谈氛围极其尴尬。而现在坐在对面的阿江，新理了头发，衣着整洁，穿一双亮堂堂的皮鞋，背着一个皮包，精神饱满。社工跟他说话时，手机放在一边，仔细地倾听，积极地回应，时而还跟社工开个小玩笑，会谈气氛轻松而自然。这样的变化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也隔了一个漫长的故事。
阿江，男， 28岁，因为盗窃罪接受社区矫正，矫正期限为一年。跟其他矫正对象比起来，他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首先，他是二次犯罪，2012年他曾因盗窃罪被判处劳教；其二，他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导致肺积水，需要长期治疗，因而不能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姑未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其三，他一直寄住在朋友家，居无定所，且结交的朋友当中有的在监狱服刑，有的在贩卖毒品；其四，心理测评结果显示“其各项因子所反映的症状明显，建议去医院排除生理性因素，随时观察，重点跟进”。种种迹象表明，阿江是一个再犯罪风险极高的社区矫正对象。社工在与其探讨犯罪认知时，阿江明确表态：“是个人都会犯罪，随时都有可能犯罪，我也很难保证我不会再犯罪。”
在谈及阿江的个人经历时，阿江开始感叹自己命运多舛，认为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原来，阿江此前有一个在一起八年多的女友，他们在六年前生了一个女儿，但一直没有结婚。一年前，女友提出与阿江分手，并带走了阿江十几万的存款。阿江为此伤心欲绝，整日沉迷于网络不可自拔，誓不让前女友见女儿一面。后来，阿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结了婚，也生了一个儿子，还不足岁。但家中就妻子一人上班，孩子交给岳母照顾，而夫妻两人则寄住在一个朋友家中，经济状况入不敷出。社工告知阿江可以申请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特病等，以寻求一些政策支持，而阿江只是摇摇头：“那些都没有用，现在社会黑得很，办了也被吃了，没得用。”
在专业介入初期，社工坚持每个月都去司法所见阿江一面，时常打电话关心阿江的状况，阿江会跟社工分享一些基本的情况以及人生经历，但是当涉及到正向的成长与改变时，阿江一直采取的是回避和对抗的姿态，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度日。
2015年4月，情况开始发生了转变。阿江通过QQ主动找到了社工：“我病情加重了，现在XX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住院治疗。”社工随即给阿江打电话，关切地询问病情以及医院的具体位置，次日便前往医院去探望阿江。阿江一个人到医院门口来接社工，买了口罩，嘱咐社工带上，随即带着社工前往住院部。原来，阿江独自住在肺结核疾病隔离区病房外的走廊处，无人照料，妹妹来探望后给阿江留了生活费，妻子在阿江手术后便回单位上班，此后再没有人来探望过，也没有人打过一个电话。阿江说：“这里面都是传染病患者，有肺结核的，也有艾滋病的，我一个人在这边，吃饭也是吃医院食堂，没有人来看我，每天都觉得很无聊……”对于社工的探望，阿江没有过多的言语表达，只是一直笑着，心情格外好，并邀请社工第二日再来。
第二天，社工准时赴约。阿江早早地就在医院门口等着，这一次没有去病区，阿江带着社工到医院的后山散步。漫步山间，阿江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也将自己遇到的困境告诉了社工：“其实一个人住在医院我有些害怕，我一个人在走廊里每天都睡不着，我生病住院了，而我老婆却在外面有了别人，要跟我离婚……”面对这样的打击，阿江感到不堪重负，社工的倾听，让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此后，社工一直通过QQ或者电话，关心和问候阿江的状况，直到阿江出院。
出院后的阿江，一改以往的回避与对抗，向社工开打了心防，遇事会主动寻求社工的支持。针对与妻子的离婚纠纷，阿江找到社工寻求法律支持，而社工则为阿江链接了法律咨询的资源。针对阿江的不良犯罪认知，社工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其意识到了并非人人都会犯罪，犯罪的几率也不像他想象中那样高，使他从认为可能会犯罪，到认为再不会犯罪。针对阿江对前女友和女儿互动的干涉，社工采用自我披露的方法，使阿江开始意识到母爱的缺失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女儿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享受母爱的权利，最终使阿江的报复心理让位于父爱，同意前女友与女儿见面。针对阿江社会支持薄弱的问题，社工以孩子为支撑点，向阿江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孩子后续获取助学金等方面的作用，使得阿江从不愿寻求政策支持，到主动去申请办理最低生活保障……
还记得初见阿江时，他感觉了无生趣，没有前进的动力，对生活没有期待和希望。如今谈到未来的规划，满满的都是希望，阿江笑着告诉社工：“我肯定先要把低保办好，我现在想清楚了，办好了就跟老婆办理离婚手续；另外，我想暂时先在重庆租一个房子住下，女儿放假的时候也把她接下来玩；这一次回老家办低保，我寻思了一下，在老家挖一个鱼塘，搞养殖还不错……”
一年的时光，20多次的专业服务，社工总期待阿江能够说些什么。在会谈结束时，社工问阿江：“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讲的吗？”阿江只是微笑：“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朋友了，有什么好说的？我跟朋友都这样，不会说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