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信息来源：Admin 发布时间：2015-12-10
（社区矫正项目组 李鸿波)孩提时代，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是简单而纯粹的，我们带着好奇心去关注身边的每一个人，没有自我判断，没有价值取舍。长大以后，我们有各自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尽相同，新闻人有新闻人的视角，法律人有法律人的视角，教育者有教育者的视角……而作为社工人，我们又是带着怎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服务对象？在从事专业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什么？
我是一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我每天所接触的，都是社区服刑人员，他们都以戴罪之身负带罪之名：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危险驾驶罪……令人谈虎色变。由于缺乏对社区矫正对象群体的了解，在开展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之前，我和平常人看待他们的眼光没有什么不同：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对他们感到恐惧、害怕，避而远之。然而，在一年多的专业服务过程当中，我看到了社区服刑人员群体不为人知的一面。
45岁的阿容（化名），因盗窃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盗窃罪，我们脑海里出现的可能是一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恰恰相反，阿容是一个勤劳俭朴的中年妇女，一个月30天，天天都在工作。第一次见我时有些紧张，会谈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每天晚上三四点才能入眠，一时糊涂做出了这样的事，感觉无颜见人……”在后来慢慢的接触中了解到，阿容曾经在外地打工挣钱养家，而丈夫在家却好赌博、不务正业，且发生了外遇。阿容毅然选择与丈夫离婚，从此不再相信婚姻，单身至今。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归属感，孤独，彷徨，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希望。
43岁的阿忠（化名），因故意伤害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故意伤害罪，我们脑海里浮现出的可能是一个穷凶恶极、蛮横霸道的人。但要让我用四个字去形容阿忠，我只能想到“忠厚老实”。阿忠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为了养家糊口，来城里做点小生意（餐饮），用阿忠的话说，“出门在外靠朋友”，所以他对同行也是比较友好的，即便是楼道的清洁工，他也非常友善。然而，阿忠不擅沟通，也不懂得如何合理地宣泄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与邻店的老板产生争执，一时失手将人打成重伤。阿忠第一次见我，双手发抖、低头不语的样子，我仍记得。
38岁的阿健，因危险驾驶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危险驾驶罪，我们脑海里出现的可能是一个醉生梦死、放荡不羁的人。阿健的情况却与想象中不太一样，他驾驶的不是奔驰宝马，是一辆三轮摩托车，那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由于儿时家里经济贫困，多次误医，因此多种疾病缠身。可以想象，阿健孤身一人，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独自在这个诺大的城市求生，每天骑车三轮车到小巷子卖小面，夜深人静时收起小摊，喝点小酒，聊以慰藉，而后又骑着三轮车，独自回到即将拆迁的租住房。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或许，在谈到社区服刑人员时，依然有人会怀疑他们心理不正常、品行有问题、人格有障碍，因此选择唾弃他们、歧视他们、远离他们。而我，作为一个社工人，所看到的，是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合理的表达、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在这里面，有社会制度的因素，有家庭环境的因素，有个体认知的因素……而我们社工人所能够做的，首先是将其看作是一个与自己有平等价值的人，是有能力改变且有能动性的个体，而后，才能够利用我们的专业方法，助人自助。
我是一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我每天所接触的，都是社区服刑人员，他们都以戴罪之身负带罪之名：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危险驾驶罪……令人谈虎色变。由于缺乏对社区矫正对象群体的了解，在开展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之前，我和平常人看待他们的眼光没有什么不同：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对他们感到恐惧、害怕，避而远之。然而，在一年多的专业服务过程当中，我看到了社区服刑人员群体不为人知的一面。
45岁的阿容（化名），因盗窃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盗窃罪，我们脑海里出现的可能是一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恰恰相反，阿容是一个勤劳俭朴的中年妇女，一个月30天，天天都在工作。第一次见我时有些紧张，会谈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每天晚上三四点才能入眠，一时糊涂做出了这样的事，感觉无颜见人……”在后来慢慢的接触中了解到，阿容曾经在外地打工挣钱养家，而丈夫在家却好赌博、不务正业，且发生了外遇。阿容毅然选择与丈夫离婚，从此不再相信婚姻，单身至今。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归属感，孤独，彷徨，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希望。
43岁的阿忠（化名），因故意伤害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故意伤害罪，我们脑海里浮现出的可能是一个穷凶恶极、蛮横霸道的人。但要让我用四个字去形容阿忠，我只能想到“忠厚老实”。阿忠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为了养家糊口，来城里做点小生意（餐饮），用阿忠的话说，“出门在外靠朋友”，所以他对同行也是比较友好的，即便是楼道的清洁工，他也非常友善。然而，阿忠不擅沟通，也不懂得如何合理地宣泄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与邻店的老板产生争执，一时失手将人打成重伤。阿忠第一次见我，双手发抖、低头不语的样子，我仍记得。
38岁的阿健，因危险驾驶罪接受社区矫正。一听危险驾驶罪，我们脑海里出现的可能是一个醉生梦死、放荡不羁的人。阿健的情况却与想象中不太一样，他驾驶的不是奔驰宝马，是一辆三轮摩托车，那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由于儿时家里经济贫困，多次误医，因此多种疾病缠身。可以想象，阿健孤身一人，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独自在这个诺大的城市求生，每天骑车三轮车到小巷子卖小面，夜深人静时收起小摊，喝点小酒，聊以慰藉，而后又骑着三轮车，独自回到即将拆迁的租住房。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或许，在谈到社区服刑人员时，依然有人会怀疑他们心理不正常、品行有问题、人格有障碍，因此选择唾弃他们、歧视他们、远离他们。而我，作为一个社工人，所看到的，是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合理的表达、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在这里面，有社会制度的因素，有家庭环境的因素，有个体认知的因素……而我们社工人所能够做的，首先是将其看作是一个与自己有平等价值的人，是有能力改变且有能动性的个体，而后，才能够利用我们的专业方法，助人自助。
